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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一种命运
2007年02月23日 心灵故事 ⁄ 共 3380字 评论关闭 ⁄ 被围观 60 views+

我小的时候,从没有想过自己长大以后干什么。轮到写"我的理想"这类作文题目的时候,想想哪个行当好写就写哪行,比如我就常常写当农民,因为一年有四季,田里景色多变换,描写夹进去,容易凑够老师要求的数字。

我父亲是戎马一生的军人,家里的书虽多,却没有多少文学藏书,多是军事文献和马列全集。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完了当时所出的全部"星火燎原",以至父亲同别人讲到某次战役的时候,我也可以搭上腔,说上一句"红军要是过草地的时候把青稞炒熟了,没准可以少死几个人"之类很大人气的话。我记得在我家,大人说话孩子插嘴是大逆不道的事。但那一次父亲听了我的话,破例没有斥责我,只是很异样地看了我一眼。

我家书架上有平整得如同砖头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我坚信我父亲在兴致勃勃地买了它们之后,从没能坚持把它们读完。我听他不只一次地说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事,用得着写那么多篇幅吗?太繁琐!

我大约在九岁到十岁的时候,读完了《红楼梦》。许多字不认识,比如一直把袭人的"袭"字读作"聋"人,而且还自以为是地感觉贾宝玉的这个大丫环一定是听力不好,完全没注意到文中关于"花气袭人"的典故。

我小时候作文成绩不错,老师不止一次地给过我"5+"的分数。我的主要诀窍是尽量写得好玩点。比如老师出了个作文题"一次谈话",一般的同学写的都是家长和自己谈了一次话,批评或是鼓励了自己。高明些的就写同学之间闹了点小别扭,互相谈了心,就和好了。我独出心裁写了一个中国小朋友同非洲小黑人打了一次电话的谈话。老师着实夸奖了我。但我至今想起来还脸红。两国语言不通,他们如何交谈?再有对方那样贫困,到哪去找电话?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的图书馆被封了,我所在的学校是北京一所很气派的贵族学校,图书馆是座建造于一九一几年的古老楼房,窗户极高又被钢条分割成琐碎的小块,光线朦胧得有些恐怖。图书管理员定了一条规矩:谁要想借书,可以但是还书时必须交一篇批判该书的稿子。好借好交,再借不难。现在想起来,大约是浩繁的图书都要她重新整理,挑出毒草,她力不从心,想借助一下学生的力量。刚开始加入这个行列的人挺多,但一两次之后,就寥寥无几了。倒不是不想读书,而是条件太苛刻了。十三四岁的孩子,又值"文革"热火朝天地热闹,哪里还愿坐下来写文章?读小说的时候快活,写大批判稿的时候就痛苦不堪了。真的,那时使许多人退却的原因就是懒。我也懒,每次写稿的时候都发誓这回还了书,再也不借了。但一到了图书馆,那种带有轻微霉味的空气就像鸦片一样使我兴奋。我在高高的书架之中穿行,直到抱着直抵下颌的书塔走到登记的管理员面前。

这么多书,你看得完吗?她冷漠地问。

看得完。我小声回答。

写得完吗?她穷追不舍。

也写得完。我坚定地回答。

于是整个阅读过程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部分是比较惬意的,快活地读世界名著。我们当时住校,同宿舍八个女孩,人人都喜欢读小说。刚开始大家都去借书,但不久就只剩下我一个了。我借了一大摞书回去,大家都抢着看,稿子却要我独自写。这还好说,关键是有些人看得很慢,我要还书了,她那儿还没看完呢,我知道读到半截被人把书夺走的滋味不好受,所以不论她看得有多慢,我都不忍心催。倒是那人比我想得开,主动把书还了我,说,后面的我也没空看了,烦你给我讲一讲好了。于是我又充当了"说书人"的角色。给一个人讲,全宿舍的其它人也听,她们以后索性不亲自看了,专等着听我讲。在1967、1968年那些纷乱的晚上,在北京市中心一座静谧的高楼里,一群少女围着我,听我给她们也给我自己讲美丽的故事……据我的一位现已成了美籍华人的同学回忆,我那时给大家讲过雨果的《笑面人》,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狄更斯的《双城记》……(说真的,我真佩服自己当年的胆大,要是放在今天,我是万万不敢宣讲这些名著的,名著是只可意会不可以讲述的精品。?雪那位同学说,她至今再也没有看过雨果的《笑面人》,她以为我讲的那个故事,是最好的版本了。不愿以任何人包括雨果老先生自己的版本来取代那美好的印象。她不是搞文学的,她存留的实际是自己的童年。

讲完故事之后,剩下的就是我的苦活了。说它苦,不仅是因为我要在别人玩的时候,独自写字,更是因为我本是十分喜欢那些名著的,现在却要昧了心批判,说什么好呢?不写吧,就和这些名著彻底绝缘。思来想去,我对这些文学祖师爷的在天之魂祷告说:大师们,我批判你们,不是真心的。只是为了更好地读你们的书。你们别生气啊!

即使不背这个思想包袱,我仍是没法写。因为实在想不出哪些好拿来批判。图书馆的人又是十分叫真,每份批判稿交上去,她都要仔细过目,蒙不过去。后来我发明了一个批判稿写法,就是写醒目的批判提纲,比如说,在以下部分里作者露骨地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然后就大段地摘抄原著。字一定要写得工整。交稿的时候我忐忑不安,没想到管理员直夸奖我认真,原来她是只数字数不看内容的。

我要感谢那位图书管理员,她使我大量地摘抄名著,而且源源不断地供给我珍贵的精神食粮,这在那个时代很难得。

后来我就当兵去了。完全是命运的随机分配,我本来是想当通讯兵的,可睡在我身边的那个女孩去了通讯营,我就偏偏要分作卫生员。绝大多数女孩留在城市的医院,我就偏偏被分到了西藏。对于这后一件事,我倒是挺满意的。因为即使在二十年前,西藏也是人们向往的神秘地方。

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像三座银白色的公牛,羝角于茫茫的高原。它们拱起的背脊,簇拥着地球上最宏伟的峰峦。我所在的队伍就驻扎在海拔五千米的雪山上。我们同行的九名女伙伴是这支高原部队从组建以来第一批女战士,也是最后的一批女兵。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男人和女人的界限被涂抹得很模糊,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我们同男人一样,负重几十公斤,徒步行进在皑皑的雪原,每天跋涉一百华里。在攀越壁立的冰坂时,我那么热切地渴望死亡。我真是受够了这种非人的苦难,再也不愿忍受下去了。我想,我可以装作失足,痛快地滑向无底的深渊。没有一个人会发现我是有意的,因为在如此艰苦卓绝的军事活动中,死人的事的确经常发生。这样我就可以被追认为烈士,我的父母就不会因了我的死而受到牵累……

我考虑得天衣无缝,实行的时机却一再推迟。问题是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我对左脚说,你踩空好了,这下面是悬崖,马上就成功了。可左脚在接到这个命令以后,不但不滑开岩石,反而紧紧地扒住石缝,好像害怕我会用手把它硬拨拉下去。其实当时我的手冻得掰不开,根本做不成这个事。我气恼地转而命令右脚,它也拒不服从。

我当时是真想死的,因为活着太苦。我觉得我比当年的红军还要苦。但我的机体不服从我。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明白了那是青春的生命本能在反抗。

在苍茫的高原上,留下了许多年轻人的骸骨。他们从祖国的天南地北来,永远地留在这里了。

我在那支高原部队度过了十一年。把我一生最好的年华葬在世界的屋脊。

我转业回了北京,在一家工厂卫生所做内科主治医师。那一年,我二十八岁。

我很认真地给人看病,操持家务,抚育孩子。我以为对一个女人来说,这都是顶顶重要的事情。

当我把家里的事都干得差不多了,开始有时间打量这个喧嚣的城市的时候,我突然听到灵魂深处的呼喊。

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件非常紧要的事情没做呢。

从久远前我的父亲意味深长的那一眼里,我看到了他的一个殷殷希望。他希望我能有一天对着世界,大声地讲出我的看法。

从最早的"聋人"到图书馆幽暗的书架,我都在小心翼翼地做着某种准备。现在它们像贮藏多年的种子,再不萌发,就要胀破了。

最主要的是命运把我抛到了人迹罕至的高原,那里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假如我不告诉别人,我对不起冰雪下长卧不起的英魂。

在一个平平淡淡的晚上,我开始了我的写作。那是一间充满了药气的屋子,四周白得耀眼,仿佛置身雪窟。那天正是我值班的日子,来了病人我就看病,病人走了我就写作。两端发黑的日光灯管发出咝咝的叫声,更显出夜的静远。

我的处女作《昆仑殇》受到了很好的评价,算是开了一个不错的头。但我知道自己各方面的准备都很不充足,后来又去读了文学研究生,仔细地研究这行里的高手是怎样写作的。

我现在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当专业作家。由于所在的位置,大量地接触经济信息和事件。以后我也许会创作一些高层经济领域题材的作品。当然,我会不间断地书写昆仑山的。因为我是妻子和母亲,我也会非常关注女性题材的创作。

写作是一种命运,我已无可逃避。

作者:毕淑敏  摘自:《我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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