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兰德公司是一家著名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为美国官方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最近，他们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分析报告，即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值得国人反省。本文观点来自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
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喜悦是好奇心与虚荣心之王。有“喜悦”之王君临天下，好奇心才能够引导我们到处管闲事，虚荣心才能够禁止我们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
人们远距离观察，或是只截取几个横断面，往往会被商业领袖面对电视镜头或是重大事件拍板那一刻的果断所误导，会认为那是领袖人物非凡的洞察力和意志力在起作用。
英国船王老哈特，在选择儿子小哈特能否接班时，表现得犹豫不决，他拿不准儿子是否能担起船王的重任。于是，他开始向世人征求意见，发布消息：凡是了解儿子的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看看小哈特的身上都有什么缺陷，尤其是那些致命的缺陷。
老哈特的这个信息发布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于是，小哈特身上的弱点和不足很快便被一一找了出来：首先小哈特的成长经历不够丰富，他几乎没有经过什么风浪，社会经验比起老哈特，更是相差甚远。何况他还不善于管理……意见一一击中了小哈特的要害，令老哈特更加忧郁。
一天，老哈特去教堂时，把自己的苦恼讲给了牧师。牧师听后笑了起来，说错误根本不在小哈特，而是在老哈特的身上。老哈特听了瞠目结舌……
香港作家蔡澜有一套书在内地问世，来北京做宣传，我们在这个活动上初次见面。我晓得他的“吃经”很厉害。老蔡和我同庚，都已六十五岁。他生于新加坡，长于日本，在香港邵氏公司搞了30年，前半生做电影很赚钱。
他脸色很红，粉红，潮红，一种说不清的红。他穿了件很漂亮的浅色西服，最扎眼的是领带，白的底色，上边仿佛用水彩画了画。他注意到我的眼神，笑说是自己画的，画上就洗不掉，这样的领带有几百条……我惊异他的脸色之红，悄悄问他血压高不高？他答否。但三绕两绕就说到了糖尿病，他说他们全家都有。我惊讶问：“你到处带人家去吃，可得小心！”“没事，我在北京发现一家医院治糖尿病很有办法。我就吃他们的中药，每次饭毕，我再服一颗西药丸，血糖从此就再没事的！”说着，从衣袋内掏出一张白纸，上边印有北京这家医院的地址，还递给我一粒包有锡纸的药丸，锡纸上有英文的药名。
会上别人发言，我偷闲翻阅老蔡的书。随意取出一本《只吃半饱》。有一篇《蔡家炒饭》吸引住我的目光———美食家不能光吃别人做的，自己手下和自己家里，也总得有些本事。我翻到既定页码，读了下去……
西班牙商人拉米多与费尔斯想向帕帕斯蒂岛上的土著推销防盗门与防盗锁。土著居民摸了摸那些门和锁，笑了笑，又放下了。原来，这个岛上的居民家家都没有门更没有锁，他们的食物都是平均分配的，家家都一样。
拉米多和费尔斯只得摇头叹息地回到了船上。晚上，睡到半夜，拉米多突然从床上跳了下来说：“有了，我有了将门和锁卖给那些土著居民的办法了。”
第二天，天一亮，拉米多和费尔斯便分别向岛上的居民赠送羊肉。拉米多向站在自己面前的土著居民每人发放4条羊腿，费尔斯则向站在自己面前的土著居民每人发放1条羊腿。
第一天，岛上的居民风平浪静，土著们白天照样上山捕猎，晚上则回家睡觉。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在平静中度过。第四天，终于有人向拉米多和费尔斯问起了防盗门和防盗锁的事了。第五天，他们的防盗门和防盗锁被岛上的土著居民抢购一空。
费尔斯问拉米多，你究竟是用什么魔法让他们购买咱们的防盗门和防盗锁的呢？
拉米多说：“首先要在他们的心里装上一把锁，然后才能让他们主动来购买咱们的防盗门和防盗锁。他们心里那把锁的名字就叫贪欲。开始时，他们之所以能和平共处，是因为他们都不缺少食物，但是后来，当他们发现每人所得的食物分量不同时，便有了不愿与他人分享的想法了。这便是我多给一部分人羊肉，和少给一部分人羊肉的效果。”
鲁迅论《西游记》：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最能搔到痒处。高老庄一段故事最有人间喜剧味，每个角色都有出色表演，值得品咂。
话说这高太公是个标准的乡绅，只可惜膝下无儿，只生得三个女儿，小女儿本来是要招个上门女婿养老的，一招却招了个妖怪。招妖怪肯定要不得，但高太公不满意的两个理由却很奇怪：
第一是败坏家门。这本来容易理解，但高老头一解释，反倒不容易理解了。悟空开玩笑说，八戒论身份是天神下凡，干活是好手，而且对老婆相当恩爱，他高家招了这个女婿，既不丢人，也不吃亏。高太公说，“虽是不伤风化，但名气不堪好听。”可见败坏家门云云，并非事实上的损失，损失的只是虚名。第二个理由呢？是“没个亲家来往。”当初读到这一句，差点笑出声来。及至细想，高太公是非常实际的，凡物都必定物尽其用。无论什么样的亲家，总是多了一份势力。招个没来历的妖怪，等于白投资，收不到一分利息。
悟空答应降妖，高太公不免控诉一番八戒的罪状，其中一条是太能吃。唐僧不通世事，胜过寻常的书呆子，此时在一旁却听明白了，因此不客气地捅了一句：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高老只好另辟蹊径，改而指控八戒非法拘禁良家妇女。
高老势利、吝啬，符合他土财主的身份，不过心肠未免太狠了些。悟空保证拿下妖怪，让妖怪写退亲文书，高老却迫不及待地说，“但得拿住他，要什么文书？就烦与我除了根吧。”悟空因他的“超”人身份，一向是不把几条人命妖命放在眼里，高老是善良百姓，此处对不久前的“至亲”，却绝情得很。
小人物的凶狠，有时候实在不亚于暴君权臣，关键是看他有没有那个能力和机会。世上的人多是未完成的，因为机缘不是土坷垃，俯拾即是。蜷缩街头的乞丐，也许本来乃是大政治家军事家的坯子；看着自家牛死而伤心落泪的老农，假若阴错阳差坐了龙庭，没准比朱元璋杀人还疯狂。时势造英雄，谁说不是呢？
中国人往往敬畏权威，但是漠视规则或者信奉潜规则。
不遵循规则的民族好像很拽，其实很苦和累，因为一直要寻思“不走寻常路”！
我常常站在中国的十字路口犯傻、耻辱与尴尬，红灯当前，有时只剩下我一个人“不敢”闯红灯。有一次，一辆标有某执法单位的小车闯红灯，当它傲慢地与我擦身而过时，我指了指红灯说：“看到红灯了没有？”那司机居然要停车下来揍我，结果把遵守规则的我吓跑了，他们汹涌着一车人，我可不吃眼前亏。做中国人，有时很悲哀与无奈，只好做阿Q，自我安慰。
可悲的是，中国人总觉得最拽就是敢于不守规矩，是很多国人唾沫横飞吹牛的资 本。
七十年前，朱光潜先生谈美，提出“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他举例说，一个木商看一棵古松，想的只是做什么用，值多少钱，架屋还是制器，怎么买它、砍它、运它；若是植物学家，就注意它的枝叶花果，生态特征，以便分类；画家不管这些，只欣赏它的颜色线条，气概神韵。
七十年后，如果又来到一棵古松前面，国有木材企业、经营木材的私商不用说了，就是职在营林造林的部门，职在护林的人员，当地有关的官员、干部，眼睛盯着这棵树，想的竟也都是怎么用它卖出高价来。最怕的是环保部门也陷入这种态度。
画家呢，也总有一部分人，拿着画笔，盘算着画出来能够标多少价码。
植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在这棵古松前，有几位能不屈从于长官意志和红包，坚持科学态度，就值得我们举手敬礼了。
一棵古松，只是临时取来打个比方，它可以读作一片原始深林，一片湖泊，一个城市中的贫民区，或是古城郊外的一片废墟（例如圆明园）……现在通称为资源，但在人们眼里，不是科学研究的资源，也不是审美感受的资源，而成了一些人借以“创收”的“财源”，要变着法儿竭泽而渔，把子孙几代的那一份也抢先来透支了。
不知从几时起，三种态度并作了一种眼光，就是能卖多少钱，连科学和美感的价值也已经以金钱为量化标准时，还奢谈三种态度，谈美，谈科学，无乃过迂乎。
邵燕祥 文 来源：文摘报
12月19日，耶鲁大学教授Stearns发出一份电子邮件，致修读其课程的全体同学，并附寄耶鲁驻北大代表以及部分耶鲁教授和北大教授。邮件中称，选修他主讲的《生物进化学》课程的个别学生提交的课程论文涉嫌抄袭。针对此事，近日，北大教务部发布《教务部就个别学生违反学术规范一事的说明》，表示北大已启动调查程序。（京华时报2007年12月25日）
犹如去年内地女博士在香港行贿被大学教授检举到廉正公署一样，这位课程论文涉嫌抄袭的北大学生，也被广泛认为“太倒霉”——栽在了老外的手上。做作业从网上找现成答案，同学互相抄袭这样的事，不要说在中国大学里，就是在中学、小学都十分普遍，有些时候，还是家长帮助孩子一起把作业“搞定”，而老师发现抄袭，最多不过是批阅重做，或找家长、学生谈谈心，并不会当作一件严重的事加以对待。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学生，大家似乎忘记了作业不独立完成，抄袭他人的答案，这也是“抄袭”，是涉及到人格、品德，比作业没有完成还严重的事。
有一则讽刺故事，大意如下：一位书生搭渡船过江，在江中，书生问船夫：“你读过四书五经吗？”船夫说：“没有。”书生为他感到惋惜：“那你的人生去掉一半啦。”书生再问：“你懂得琴棋诗画吗？”船夫说：“不懂。”书生更加感叹地说：“那你的人生又去掉四分之一啦。”这时船忽然破了个洞，江水不停地涌进来，眼看船就要沉了，船夫问书生：“你会游泳吗？”书生说：“不会。”船夫笑着说：“那你的人生全部完蛋啦。”
说这个故事的人很巧妙地提出了他对“用”与“无用”的看法。俗语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所重视的四书五经、琴棋诗画无法拯救他免于溺死江中，相较之下，游泳的技术似乎比这些东西“有用”多了。自古以来，读书人常被批评或自我批评为不务实、不切实际、不能学以致用，“书到用时”不仅“方恨少”，而且根本是派不上用场。
而读书人所研究的学问也有“用”与”无用”之分，譬如四书五经是属于“有用”的学问，而琴棋诗画则是比较“无用”的学问。儒家主张“经世致用”，经常将“学问”涂上浓厚的实用价值色彩，读书求学问或者修身是为了什么？为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在儒家思想笼罩下的人，对知识也常带着浓厚的实用价值观。他们常常自问或逼问他人，研究这门知识（譬如说天文学）或研究那门学问（譬如色彩学）“何补于国计民生？”而以“用”或“无用”来赋予各种知识不同的价值。
